西门不暗｜双面雅努斯：美国政治的两副面孔

From 之間書評 In-Between Review Podcast ·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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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一方面，第二任肆意妄为的特朗普被挫败，另一方面，民主党新人带来新气象，是本次中期选举的重大特征。然而，一些评论者据此宣布，美国政治终于“恢复正常”，理性再次战胜民粹主义。这恐怕只看到了美国政治的一面。特朗普的选举挫败，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及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本文借用古罗马双面神雅努斯的形象，重新审视美国政治的两副面孔：一面是宗教复兴、社会运动与政治激情，既推动社会变革，也可能走向极化与狂热；另一面则是宪法、法治、选举与权力制衡构成的制度理性。两者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始终并存、相互冲突又相互制约。2026年中期选举的意义，不仅在于特朗普遭遇挫败，更在于选民再次通过选举，对可能失控的政治激情施加了制度约束。本文根据“西门看天下”视频录音整理、书评编辑而成。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不少人如释重负，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再次实现了自我纠正，一切终于“恢复正常”。围绕选举结果，网络上更出现了种种奇怪的论调：有人迫不及待地宣布民粹主义终结、理性全面复辟；有人抱怨选民素质低竟然因为油价和通胀就抛弃执政党；还有一些建制派人士为此沾沾自喜，仿佛狂热民粹时代已经过去，精英政治终于可以重新掌握美国。这些论调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误判：民主党赢得国会，不意味着民粹主义已经终结，更不意味着美国政治所谓“恢复正常”。古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Janus）拥有两副面孔。美国政治同样如此：一面是以宪法、法治和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制度秩序；另一面则是充满宗教激情、民粹主义、激进思潮与社会冲突的政治世界。我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恰好经历了美国最为光鲜的年代。我们从书本和电视中了解美国的分权制衡、法治精神与民主制度，也在不知不觉中为美国蒙上了一层理想化的滤镜，以为这就是美国政治的全部——一个制度完善、秩序井然的民主国家。然而，这只是美国政治显露在外的一面。如果将目光转向长期被忽视的另一面，就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宗教激情反复兴起，激进的社会运动与保守主义浪潮交替出现，民粹主义不断挑战既有政治秩序，社会冲突甚至不时演变为公开的混乱与暴力。这并非美国政治偶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而是贯穿其历史的另一种力量。只有同时看到这两副面孔，才能理解美国政治为什么会在制度秩序与社会激情之间反复震荡，也才能理解这次中期选举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宗教与狂热：美国政治的另一种传统美国通常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代表。然而，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宗教在美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中始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宗教不仅影响美国人的私人生活，还反复成为政治动员、社会改革乃至激进政治运动的力量。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宗教不仅是个人信仰，也是地方共同体的重要组织基础。18世纪30至40年代，北美殖民地出现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以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为代表的传教者，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悔改与精神更新，挑战了部分既有教会的权威。19世纪初，美国又经历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随着西部扩张、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变化，福音派新教迅速发展。宗教复兴不仅改变了个人信仰，也推动了禁酒、教育改革、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和废奴主义等社会运动。但宗教力量并不总是站在进步的一边。在奴隶制问题上，一些宗教人士积极参与废奴运动，另一些教会和神职人员却援引《圣经》为奴隶制度辩护。同一种宗教传统，既可能成为争取平等的道德资源，也可能被用来维护既有的压迫关系。20世纪的民权运动同样体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马丁·路德·金不仅是一位民权领袖，也是一位浸礼会牧师。他在争取非裔美国人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将基督教的道德语言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承诺的平等原则结合起来。黑人教会则为民权运动提供了组织网络、集会空间和社会动员资源。与此同时，美国保守主义政治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基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堕胎、学校祈祷、性别角色和家庭价值观等议题成为政治争论的中心，福音派保守主义者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选举政治。以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等人为代表的宗教右翼组织，推动了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的长期合作。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是这一政治联盟发展的重要节点。宗教保守主义者不仅关注传统道德，也逐渐将自己的政治诉求与减税、反共、有限政府等共和党政策联系起来。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宗教信仰继续成为共和党政治动员的重要资源。美国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在2000年出版的《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中，尝试以四次宗教大觉醒解释美国社会改革和平等观念的历史变化。这是福格尔提出的一种历史解释，并非没有争议的固定分期，但它揭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宗教激情不是美国现代政治的残余，而是推动美国社会改革和政治冲突的重要力量。特朗普时代进一步显示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风格，与传统福音派所强调的宗教道德规范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仍然获得了大量白人福音派选民的支持。对于这些选民而言，支持特朗普不仅涉及候选人的个人品德，还涉及最高法院法官任命、堕胎政策、宗教自由、移民政策，以及他们对美国文化变化的担忧。在一部分宗教支持者眼中，特朗普甚至被赋予了拯救国家的特殊使命。政治竞争不再只是不同政策和利益之间的争论，而被理解为信仰与邪恶、正义与堕落之间的斗争。政治领袖可以因其所承担的使命而获得道德豁免，政治对手则可能被描绘成威胁国家和宗教传统的敌人。这种倾向并不代表所有美国基督徒，但它足以说明，美国宗教政治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政治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神圣使命。当政治领袖被视为拯救国家的使者，政治对手被视为邪恶的化身，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妥协便很容易被看作背叛。这样的狂热并不是美国现代化尚未完成的证明，而是美国现代政治自身反复产生的一种现象。二、身份政治的狂热：当左右两翼都把对手视为敌人如果说宗教激情揭示了美国右翼政治动员的重要来源，那么当代身份政治则进一步说明，政治狂热并不只存在于右翼。左翼的一部分激进力量，同样习惯于将政治分歧转化为道德审判，以身份决定立场，以立场判断人格，最终把公共讨论变成一场不断划分敌我的斗争。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18年出版的《身份：对尊严的要求与怨恨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指出，现代政治冲突不仅涉及财富分配和经济利益，也越来越涉及个人与群体对尊严、身份和社会承认的要求。这一变化在当代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税率、福利、就业和收入分配仍然重要，但政治争论越来越容易转化为关于种族、性别、文化认同和群体地位的冲突。人们争论的不再只是如何分配社会资源，也包括谁的身份应当得到承认，谁的价值观能够代表美国，以及谁正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近年来，美国左翼的一部分激进力量不断推动所谓“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强调种族、性别和其他身份差异，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历史与社会制度来纠正不平等。然而，当身份成为衡量政治立场和道德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时，原本旨在争取平等的诉求，也可能演变为新的排斥与对立。不同意见不再只是需要辩论的观点，而可能被视为一个人道德上存在缺陷的证据。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社会运动和大学校园，也逐渐进入政府政策和行政体系。拜登政府在2021年通过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推进多样性、公平、包容与无障碍（DEIA）政策，将相关理念纳入联邦人事管理和机构规划。支持者认为，这是纠正长期不平等的必要措施；批评者则认为，政府以身份差异为基础推动政策，可能使政治理念取代个人能力与平等竞争原则。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反对歧视，而在于当某种身份政治理念成为行政体系的指导原则时，是否仍然允许对其合理性和实施方式提出质疑。原本属于公共讨论的政治主张，一旦获得行政权力的支持，便可能使不同意见面临更大的政治与制度压力。右翼同样如此。面对种族、性别和文化观念的变化，一些白人保守派选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身的文化地位受到威胁。他们认为，传统宗教、家庭观念和美国国家认同正在被不断削弱，由此产生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成为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重要基础。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一边是激进身份诉求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另一边是围绕传统价值、白人身份和国家认同展开的保守主义反击。右翼政治也经常以反对所谓“觉醒意识形态”为名，要求限制学校课程、图书内容和有关性别、种族的公共讨论。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在维护自由，却可能在维护自身价值观的同时，要求压缩对方的表达空间；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保护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对手视为国家的威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对立。复杂的社会问题被简化为相互排斥的身份标签，政治争论越来越容易演变为道德谴责和群体敌意。当然，左右两翼的政治主张、行为方式及其对民主制度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一种共同的危险：当政治阵营确信自己独占道德正义，并拒绝承认对手参与公共生活的正当性时，民主政治便可能从制度内的竞争，走向无法妥协的敌我对抗。美国的政治分裂，不会因为某一个政党在一次选举中失利就自行消失。右翼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及左翼的激进身份政治，都有其社会基础。它们之间的冲突，仍将持续影响美国政治。三、制度与狂热：美国政治如何在冲突中调整？美国政治并非只有宗教激情、民粹主义和激进社会运动。与这些力量长期并存的，是宪法、法治和分权制衡构成的制度框架。它使激烈的政治竞争能够通过选举和权力交替得到约束，也使社会冲突不必每次都演变为制度崩溃。没有制度框架的约束，政治狂热可能使美国陷入难以控制的冲突与混乱；但如果没有社会力量周期性的冲击，制度也可能逐渐沦为由政治精英主导、缺乏活力而又难以回应社会诉求的官僚体系。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与相互作用中发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承诺》（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中，讨论了美国政治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他指出，美国人高度信奉自由、平等、民主和宪政原则，现实政治却始终无法完全兑现这些承诺。由此产生的失望与愤怒，会周期性地激发他所谓的“政治信条激情”（cre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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